象棋全国冠军王天一曾化名王天弈参加2012年的第七届农运会。媒体曝光后，王天一喊冤：领导安排的！

　　据《广州日报》4月25日报道：全国体育大会和全国智力运动会将取消，全国城市运动会与全国中会合并，改为全国青少年运动会。昨天，记者电话采访了江苏省体育局局长殷宝林，从他那里得知“国家体育总局确实有过这方面的研究和讨论，但我们还没有接到正式的文件通知”。

　　虽然“体育大会和智运会取消”的消息还未得到确认，但记者通过多方采证发现——国家体育总局关于大型运动会的改革终于“破冰”，饱受人们诟病的“社会资源浪费、运动场馆重复投资及闲置”等“运动会综合征”也有望得到解决。

　　目前全国12个综合性运动会为：全国运动会（全运会）、全国城市运动会（城运会）、全国农动会（农运会）、全国少数民族运动会、全国体育大会、全国大会（大运会）、全国中会（中运会）、全国冬季运动会（冬运会）、全国残疾人运动会（残运会）、全国智力运动会（智运会）、全国老年人体育健身大会、中国水上运动会。

　　以2009年在济南举办的第11届全运会为例，据相关媒体报道，山东方面为本次全运会共投入了创纪录的2000亿元。其中兴建各比赛场馆以及相关设施用了将近600亿元，而城建和城市面貌改造则花费了1400多亿元。再比如说2011年在南昌举办的第七届城运会，仅会务费用就高达1.8亿元，如将城市相关基础设施建设等费用也计算在内，据说也超过了500亿元。

　　像农运会、大运会、中运会、城运会等，都是挂着“全民”参与的旗帜、喊着“促进全民身体素质提高”的口号，以“让更多的人参与到体育运动中来”为宗旨的。但事实上，这些运动会都是哪些人在参加呢？

　　2012年的第七届农运会上，此前刚刚夺得全国象棋个人赛冠军的王天一，化名“王天弈”参加了农运会的象棋比赛；2004年第五届农运会，扬子晚报记者汤敏采访“抛秧比赛”冠军时，该冠军赛后竟然说漏了嘴，“我最后一‘饼’……”——原来他是练铁饼的专业运动员，根本不是普通农民。

　　2012年在天津举行的第九届大运会上，奥运冠军孙杨以浙体大学生的身份参加。而在2011年的城运会上，当时还没有成为奥运冠军的叶诗文（刚刚在游泳世锦赛上问鼎）也报名参加了比赛。而城运会的宗旨是“推动城市体育事业的发展、发现培养优秀体育后备人才”，像叶诗文这样早就在国际赛场证明了自己的专业运动员，完全没必要参加这样的比赛。

　　早在2011年12月27日举行的全国体育局长会上，国家体育总局局长刘鹏就针对“大型综合性运动会改革”给出了以下指示：要切实控制各类综合性运动会规模和数量；综合性运动会申办单位必须新建的场馆要与当地经济社会发展和城市规划以及赛后利用相适应；要严格控制办赛经费，严格控制火炬传递规模，规范简化开、闭幕式程序等内容。

　　差不多1年半的时间过去了，刘鹏局长的指示眼看就要落到了实处。但关于体育大会、智运会的取消，相关项目的体育界人士也有话要说。

　　体育大会是非奥运项目的集合，而智运会的比赛项目则是以棋牌为主，如果这两项大型综合性运动会取消，很多棋手也就失去了两个难得的参赛机会，棋类项目受到的冲击相对较大。对此，记者采访了江苏棋院院长邵震中bob综合体育。

　　邵院长表示，对大型运动会进行改革非常必要，这也是国家体育总局在看到大型运动会过多带来的诸多弊端后，紧跟形势作出的英明决策，“但是，改革不能一刀切，像‘体育大会’这样集合了很多‘群众喜闻乐见且参与度高的非奥运会项目’的运动会bob综合体育，比如说围棋、桥牌、龙舟、轮滑、健美操、攀岩等，这样的运动会是不是一定就要取消，值得商榷。总之，改革是好事，但要避免‘矫枉过正’。”

　　邵震中没有回答棋类项目可能会受到的影响。实际上，围棋在中国的职业化程度已经非常高，国际象棋和中国象棋的“市场化”也搞得不错。体育大会和智运会即便被取消，也不至于让棋手们无棋可下，但有一个奇怪的现象值得注意：记者从中国围棋队领队华学明处了解到，虽然围棋世界大赛众多，棋手们可以通过参加这些比赛以及国内联赛获得不菲的收入，但以围棋为例，目前被国家体育总局认可的世界大赛冠军只有两个——三星杯和亚洲杯。

　　什么意思呢？就是除了在这两项大赛中获得冠军外，围棋运动员即便在其他世界大赛中夺冠、赢得高额奖金，却不会被总局或地方体育局纳入“考核”。而体育大会和智运会的冠军呢，却是被纳入“考核”的，这涉及到棋手的很多切身利益，比如说奖金的发放、职位的升迁、退役后再就业的前景等。

　　“大型综合性运动会的改革”目的无非是想让中国的体育事业走向更合理、更科学的发展轨迹，如果从这个目的出发，仅仅对“大型运动会”动刀子显然是不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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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通过多方面了解发现，很多体育从业人员对于“大型运动会改革”是心存疑虑的。这不奇怪，因为动了他们的“蛋糕”。棋类项目遇到的问题不是特例，体育职能部门如果不改变工作重心（从“金牌为重”向“促进全民健身”转移），从而相应调整对所属工作人员的“考核”方式，“运动会综合征”绝不会因为取消了部分大型运动会就销声匿迹。

　　事实上，普通老百姓现在对金牌的“渴求”已经下降了很多，至少像全运会这样的国内大型运动会已经很难吊起人们的“胃口”。而对于改善身体机能、提高身体素质，人们倒是越来越重视。比如说江苏省体育局去年提出的“都市10分钟健身圈”和“村村都有健身设施”的规划，就得到了老百姓的一致拥护。反过来说，上级主管部门如果能对此类规划的考核重视程度超过金牌，相信“运动会综合征”中出现的许多怪现状，才能杜绝。

　　针对国内大型运动会扎堆的现象，《华商报》记者赵蔚林专门采访了西安体院资深体育社会学专家杨建设。

　　杨建设认为，从国家层面上，未必需要这么多大型运动会，但到了地方上，这却成了一种宣传需要。“地方上需要通过办比赛来推广城市，而大型综合性运动会因为场面宏大，当然是首选。”杨建设告诉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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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个人觉得，在奥运周期内，一年能有一次大型综合性运动会足矣。比赛太多，浪费人力、财力。”大型比赛带动了房地产建设，但场馆如何利用也是问题。“很多大型比赛后的场馆闲置造成了资源浪费，应该用节约下来的钱建设更多小型、实用的体育设施bob综合体育，让群众自己去运动。”杨建设告诉记者。

　　“同发达国家相比，我们的群众体育开展得太差了。”杨建设认为，讨论未来需要什么比赛，其实就是在讨论应让民众健身保持何种形态。“最近的民族运动会是个很好的例子，很多民族传统体育项目其特色没有变化，但却因为融入了竞技规则严重变味。”

　　杨建设指出，未来中国的办赛理念应该进行重大变革，“全运会这样的大型比赛有其存在的价值，但像诸如会、农运会等特色运动会应该降低姿态，成为健身节日，突出表演性，减低竞技性，从而让大众参与进来”。最后，杨建设也表示，西方很多国家的趣味比赛突出文化性、参与性和地域性，不像咱们总是要走出去，扩大规模。

　　在中国，“体育”承载了很多超出自身的东西，而作为检验体育发展成果的一种集中表现形式的“运动会”，理所当然被异化。大型运动会的举办多寡、与否，其实并不是体育职能部门说了算。要想让中国体育的发展走向更健康、更合理、更科学的方向，其实需要更高管理层的引导和统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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